来源：李广宇／著《理性诉权观与实质法治主义》《诉讼类型化与诉的利益》《司法的温度与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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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原告资格与利害关系

──臧金凤诉安徽省宿州市砀山县人民政府土地行政登记案【（2016）最高法行申2560号】

【裁判要旨】

行政诉讼制度之发端，终究是为了对每一个其自身权利受到侵害的个人提供法律保护。行政诉讼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就体现了这样一种更加侧重权利救济的主观诉讼性质。

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看似将适格原告区分为两大类，但事实上适用了一个相同的标准，这就是“利害关系”。通常情况下，行政行为的相对人总是有诉权的，因为一个不利行政行为给他造成的权利侵害之可能显而易见。为了保证直接相对人以外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诉权，而又不使这种诉权的行使“失控”，法律才限定了一个“利害关系”的标准。所谓“利害关系”，也就是有可能受到行政行为的不利影响。具体要考虑以下三个要素：是否存在一项权利；该权利是否属于原告的主观权利；该权利是否可能受到了被诉行政行为的侵害。

2.共同原告

──王薇因诉山东省青岛市市南区人民政府、山东省青岛市人民政府行政赔偿及行政复议案【（2016）最高法行申4713号】

【裁判要旨】

设置共同诉讼的目的，固然有诉讼经济的考虑，但同时更是基于法的安定。具体而言，不仅是为了回避对同一事件进行再度审理、判决，也是为了防止因再度审理作出与前次判决相矛盾的判决。正因如此，学理上将诉讼对象的合一确定理解为判决既判力的合一确定，即对于任一共同诉讼人作出的判决，其既判力也及于其他的共同诉讼人。

行政赔偿之诉在诉讼类型上属于一种给付之诉，与传统的撤销之诉有着本质不同。行政赔偿之诉的目的是解决赔偿与否以及赔偿多少的问题，并不仅仅是为了撤销一个违法的赔偿决定。在事证清楚且裁判时机成熟的情况下，人民法院应当首先选择对赔偿问题作出具体裁判，而非一概交由赔偿义务机关重新作出赔偿决定。

3.确定适格被告的依据

──陈前生、张荣平诉安徽省金寨县人民政府房屋征收补偿协议案【（2016）最高法行申2719号】

【裁判要旨】

在行政诉讼中，确定适格被告的依据是所谓法定主体原则，即：行政机关作出了被诉的那个行政行为，或者没有作出被申请的行政行为，并且该机关在此范围内能对争议的标的进行处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作出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是被告”的规定就是法定主体原则的具体体现。通常情况下，法定主体原则具体包括这样两个要件：第一，谁行为，谁为被告；第二，行为者，能为处分。以行政协议之诉而言，所谓“谁行为”，就是指谁是行政协议的相对方；“能处分”，就是指该相对方有能力履行协议所约定的给付义务。

尽管行政协议在性质上仍然属于一种行政行为，在主体、标的以及目标等方面与民事合同多有不同，但它的确是一种“最少公法色彩、最多私法色彩”的新型行政行为。与民事合同类似，行政协议同样是一种合同，同样基于双方或者多方当事人的意思合致，同样具有合同当事人地位平等以及非强制性等特点。正是基于这种类似性，在行政协议诉讼中“可以适用不违反行政法和行政诉讼法强制性规定的民事法律规范”。

合同相对性原则是指，合同主要在特定的合同当事人之间发生法律约束力，只有合同当事人一方才能基于合同向合同的相对方提出请求或者提起诉讼，而不能向合同相对方以外的其他主体主张。同理，行政协议的一方当事人针对协议提起诉讼，只能以协议的相对方为被告，以协议相对方以外的其他主体为被告提起诉讼，是对合同相对性原则的违反，也是对《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二款规定的违背。

4.形式上适格与实质性适格

──李春山诉怀远县人民政府房屋强拆案【（2017）最高法行申366号】

【裁判要旨】

在行政诉讼中，被告适格包含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形式上适格，亦即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二项规定的“有明确的被告”。所谓“有明确的被告”，是指起诉状指向了具体的、特定的被诉行政机关。但“明确”不代表“正确”，因此被告适格的第二层含义则是实质性适格，也就是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作出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是被告”。又按照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三项的规定，提起诉讼应当“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这里的“事实根据”就包括被告“作出行政行为”的相关事实根据。

5.复议机关作共同被告

──芦保家诉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政府不履行法定职责及北京市人民政府作出的京政复字[2015]682号《驳回行政复议申请决定书》案【（2016）最高法行申2738号】

【裁判要旨】

在复议机关作共同被告的情况下，审理的焦点通常仍会指向原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或者不作为。这是因为维持原行政行为的复议决定并没有施与当事人新的权利义务，可能对当事人合法权益造成侵害的，实质上仍是原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或者不作为。人民法院对于复议决定的审查也侧重于复议程序是否合法，这是由复议决定和原行政行为的统一性所决定的。对于复议决定实体合法性的审查已经包括在对于原行政行为合法性的审查当中。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九条规定：“复议机关与作出原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为共同被告的案件，人民法院应当对复议决定和原行政行为一并作出裁判。”本条所指的情形主要限于实体裁判，比如，判决原行政机关履行法定职责，则同时判决撤销维持原行政行为或驳回复议申请的复议决定。驳回起诉则是对全案起诉的驳回，既包括驳回原告针对原行政行为的起诉，也包括驳回针对复议决定的起诉。

6.第三人辅助参加与原告举证责任

──刘成运诉山东省庆云县人民政府行政强制及行政赔偿案【（2016）最高法行申2907号】

【裁判要旨】

行政诉讼第三人制度的性质是“诉讼参加”，设立这一制度不仅是对利害关系人权利的尊重和维护，也有利于增强判决的确定性和稳定性，减少诉讼周折，从而实现诉讼的最佳效益。与被诉行政行为有关的其他行政机关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通常属于一种单纯辅助参加，尤其在涉及批准行为、前置行为、辅助行为、行政合同以及超越职权的案件中，允许其他行政机关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对于查明案件事实、分清法律责任，更具有积极意义。

在行政诉讼中，被告适格包括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形式上适格，也就是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二项规定的“有明确的被告”，以及第二十六条规定的关于适格被告的各款规定。形式上适格属于法定起诉条件的范畴，不符合这些规定的，应当裁定不予立案或者在立案后裁定驳回起诉。二是实质性适格，它是指被诉的行政机关作出了被诉的那个行政行为，并且该机关在此范围内能对案涉标的进行处分。实质性适格问题相对复杂，通常需要通过实体审理查明，如果通过实体审理确实不构成实质性适格，则以理由不具备为由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当然，也不排除在特别明显地不具备实质性适格的情况下，在进入实体审理之前即以起诉不符合法定条件为由裁定驳回起诉。

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四条虽然规定，“被告对作出的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应当提供作出该行政行为的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但这不是说，行政诉讼中的所有待证事实都要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对于指控的行政行为是否存在、该行政行为是否由被告实施，显然应当由原告举证证明，这属于原告赖以指控行政机关作出了侵犯其合法权益的行政行为的事实根据，也属于诉讼请求能够成立的实质理由，并非将行政行为违法的举证责任转嫁给原告一方。同理，在行政赔偿诉讼中，“原告应当对行政行为造成的损害提供证据”，也已为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所明文规定。

行政诉讼的第二审程序并非完全是“以新的一审代替原一审”，第二审程序中实行言词审理，主要限于“提出新的事实、证据或者理由”的情形，而且，在第二审程序中提出“新的证据”也并非不加任何限制，主要应当限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十二条规定的三种证据，即：在一审程序中应当准予延期提供而未获准许的证据；当事人在一审程序中依法申请调取而未获准许或者未取得，人民法院在第二审程序中调取的证据；原告或者第三人提供的在举证期限届满后发现的证据。

7.提出新的诉讼请求

──侯春明诉吕梁市离石区人民政府房屋行政强制案【（2017）最高法行申1183号】

【裁判要旨】

所谓“提出新的诉讼请求”，通常是指，在不变更诉讼请求同一性的前提下追加或者变更诉讼请求的申请。例如，针对被告作出的同一个行政行为，在原来提出的撤销请求的基础上追加赔偿请求、将原来提出的撤销请求变更为确认违法请求，或者只是单纯对于请求金额作出增减。在这种情况下，虽然具体的请求发生了变化，但请求的基础并未发生变更，因而可以在一个诉讼程序内审理新请求，旧请求的诉讼资料或证据资料可以被用于新请求的审理。

在诉讼过程中被告对原告作出新的具体行政行为，人民法院尽管可以将新旧行为合并审理，但却不是通过原告在同一个诉讼中“提出新的诉讼请求”，而须原告首先针对新的具体行政行为另案提起诉讼，再由人民法院斟酌是否适宜合并审理。没有另案提起诉讼固有缺陷，但如果基本符合合并审理的其他要件，被告对此亦没有提出异议，并无予以纠正的必要。

根据《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的规定，将案件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受到严格限制。必须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的，仅限于“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情形。即使“原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也不是必须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第二审人民法院也可以自己“查清事实后改判”。而且，法律还强调，“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关于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的规定，针对的基本是案件仍需要重新作出实体判决的情形，如果第一审人民法院作出实体判决后，第二审人民法院认为不应当受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十九条第一项的规定，在撤销第一审人民法院判决的同时，既可以发回重审，也可以迳行驳回起诉。

8.事实根据

──杨学奎诉天津市津南区人民政府、天津市津南区咸水沽镇人民政府房屋行政强制案【（2016）最高法行申2301号】

【裁判要旨】

所谓“事实根据”，是指一种“原因事实”，也就是能使诉讼标的特定化或者能被识别所需的最低限度的事实。通俗地说，是指至少能够证明所争议的行政法上的权利义务关系客观存在。例如，如果请求撤销一个行政决定，就要附具该行政决定；如果起诉一个事实行为，则要初步证明是被告实施了所指控的事实行为。

如果案件属于共同诉讼，数个被告中既包括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又包括低于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的其他行政机关，则采取“就高不就低”的原则，由中级人民法院管辖。

管辖权转移是人民法院将本由自己管辖的案件移交给原本没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移送管辖则是人民法院将不属于自己管辖的案件移送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

9.级别管辖与移送管辖

──童传霞诉安徽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政府信息公开及安徽省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决定案【（2017）最高法行申360号】

【裁判要旨】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的规定，“作出原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和复议机关为共同被告的，以作出原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确定案件的级别管辖。”

《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二条确实对移送管辖作出了规定，根据该条规定，“人民法院发现受理的案件不属于本院管辖的，应当移送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受移送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据此，移送管辖的前提是案件已经受理。在立案阶段即发现案件不属于该院管辖，可以径行裁定不予立案。

10.起诉期限与诉讼时效

──陈永利诉安徽省五河县人民政府行政征收案【（2016）最高法行申2645号】

【裁判要旨】

所谓起诉期限，是指法律规定的当事人不服某项行政行为时向法院请求司法救济、行使行政撤销权的时间限制。它是比照民法上的除斥期间和诉讼上的上诉期间进行设计和变造，在性质上属于程序法上的法定期间，不能中断或者中止，特殊情况下才可申请延长或扣除被耽误的时间。设置起诉期限制度的目的和功能，在于维护行政行为的效力，以确保行政法律关系的尽早安定。而民法通则对于诉讼时效的规定有所不同。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当事人自愿履行的，不受诉讼时效限制。而且，诉讼时效期间为可变期间。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规定，对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未按照约定履行行政协议提起诉讼的，参照民事法律规范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但这是基于行政协议的履行之诉与民法上的合同履行之诉有诸多相同点而做出的特别规定，起诉行政机关作出的单方行政行为，仍然要适用行政诉讼的起诉期限的规定。

固然，民法上的时效不是权利消灭的原因，它只给予义务人一个抗辩权。如果义务人不作为，即不行使他的抗辩权，则请求权可以通过司法程序得到执行。在民事诉讼中，当事人未提出诉讼时效抗辩，人民法院也不应对诉讼时效问题进行释明及主动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进行裁判。但在行政诉讼中，通常并不适用时效制度，而是适用起诉期限，已如前述。而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的规定，是否遵守起诉期限属于起诉条件的一种，对于起诉条件的审查，人民法院应当依职权进行，不用等待当事人的申请，也不用基于当事人的抗辩。对于“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且无正当理由的”，人民法院可以迳行裁定驳回起诉。

11.最长诉讼保护期限

──马中现、张爱勤诉汝州市人民政府土地登记案【（2017）最高法行申3010号】

【裁判要旨】

行政行为在很多情况下只是送达直接相对人，其他因该行政行为受到不利影响的人未必能够及时得知，如果因为利害关系人无法“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而不能开始计算起诉期限，将会造成行政行为的效力随时都可以争议，行政法律关系无限期地处于不稳定状态。为了实现行政法律关系的尽早安定，修改后的行政诉讼法通过本条第二款增加了最长诉讼保护期限的规定，其含义是指，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经过一定的期间就不得提起撤销诉讼。这一期间属于客观期间，不论当事人是否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的存在。即使确实是在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之后的六个月内提起诉讼，但也因超过了二十年的最长诉讼保护期限，从而丧失了寻求司法救济的权利。

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有许多共同点，民事诉讼的许多程序对行政诉讼是适用的。但是，作为解决行政争议的行政诉讼毕竟有其特有性质，民事诉讼法的一些规定并不能适用于行政诉讼。具体来讲，行政诉讼对于民事诉讼法的适用，应当排除两种情形：一是行政诉讼法已有规定的；二是行政诉讼法虽然没有规定，但民事诉讼法的规定与行政诉讼性质有所抵触的。事实上，行政诉讼法规定的最长诉讼保护期限，正是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规定的二十年最长诉讼时效而设计，但基于行政法律关系的特殊性，有意排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七条关于“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延长诉讼时效期间”的适用。因此，在撤销之诉中，不存在适用民事诉讼最长诉讼时效的空间，也不存在诉讼时效中止、中断、延长的可能。

12.起诉时机不成熟

──王守保诉宣城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决定案【（2017）最高法行申307号】

【裁判要旨】

过于迟延地请求法律救济将不受到法律的保护。但在有些情况下，过早地请求法律救济，同样不被法律所允许。按照成熟原则，行政程序必须发展到适宜由法院处理的阶段才算成熟，才能允许进行司法审查。起诉行政机关不履行法定职责就是如此。如果法定履行职责的期限未届满就提起诉讼，就属于起诉时机不成熟，人民法院应当不予立案或者裁定驳回起诉。

《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十六条第二款确实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在紧急情况下请求行政机关履行保护人身权、财产权的法定职责，行政机关不履行的，行政复议申请期限不受前款规定的限制。”本款规定的“紧急情况”，通常强调的是时间紧迫、事项重大，而且错过了这个时间就不可逆转或者损失不可弥补的情形。例如，考试的紧迫性、人身救助需要、参加有时间限制的活动等。

13.重复起诉

──陈前生诉安徽省金寨县人民政府房屋行政征收及补偿协议案【（2016）最高法行申2720号】

【裁判要旨】

重复起诉之所以被禁止，是因为它违反了诉讼系属、既判力和一事不再理原则。如果允许重复起诉，将造成因重复审切创总理而带来的司法资源浪费、因矛盾判决而导致的司法秩序混乱以及因被迫进行二重应诉而对被告产生的不便。根据最高人民法强侧院观主体《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构成重复起诉：后诉与前诉的当事人相同；后诉与前诉的诉讼标的相同；后诉与前诉的诉讼请求相同，或者后诉的诉讼请求实质上否定前诉裁判结果。

构成重复起诉的要件之一是后诉与前诉的诉讼标的相同。该要件对应的是既判力。所谓既判力是指，判决确定后，无论是否违法，当事人及法院均受其拘束，不得就该判决之内容再为争执。如果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要求撤销行政行为的诉讼请求，即产生被诉行政行为并非违法的既判力，当事人不得在后诉中主张行政行为违法，后诉之法院亦受不得确认该行政行为违法之拘束。故原告提起撤销诉讼，经判决驳回后，即已确认该行政行为合法，再就同一行政行为提起确认违法之诉，应为前诉之既判力所及。

无论原告的诉讼请求是确认无效，还是请求撤销（或确认违法），法院通常都会对是否违法以及违法的程度作出全面的审查和评价。在对前诉实体上判决驳回之后，后诉即因前诉已经进行了全面的合法性审查而构成重复起诉。

禁止重复起诉的出发点之一在于诉讼系属，而诉讼系属是从人民法院接到起诉状时开始。因此，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也许前一诉讼尚在诉讼过程中，也许前一诉讼已经作出生效裁判，总之，无论前一诉讼进展到何种程度，只要已产生诉讼系属，且符合该条款所规定的三个条件，后诉便构成重复起诉。

14.既判力、诉讼标的与标准诉讼

──张刚诉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政府城建行政征收案【（2017）最高法行申411号】

【裁判要旨】

所谓既判力，是指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对后诉的羁束力。其作用体现在消极和积极两个方面。消极作用是指，基于国家司法权的威信以及诉讼经济，在人民法院作出生效判决、裁定后，不准对同一事件再次进行诉讼。既判力的积极作用是指，人民法院不得在其后的诉讼中作出与该判决、裁定内容相抵触的新的判决、裁定。这是法的安定性所决定的。既判力的消极作用体现的是“一事不再理”，就此而言，与禁止重复起诉属于同一原理。但既判力只对与生效裁判当事人相同的后诉产生诉权的遮断效果，对于第三者而言，只是禁止作出与生效裁判内容相抵触的新的判决、裁定，而不是就此剥夺其诉权。

审查行政行为的合法性，更突出地表现为撤销诉讼的主要任务，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在撤销诉讼之外新增了履行诉讼、给付诉讼、确认诉讼等诉讼类型，而在这些类型的诉讼中，常常并没有一个行政行为存在，因此将行政行为统一地确定为行政诉讼的诉讼标的,难以起到统领各种诉讼类型的作用。即使在撤销诉讼中，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也仅只属于人民法院的审查对象，而审理对象则还包括该行政行为是否对原告合法权益构成侵犯等因行政行为而引起的行政法律关系。如果将审查对象等同于审理对象，就不能揭示诉讼的本质，不会着眼于案件的全部事实。因此，撤销诉讼的诉讼标的应当是“行政行为违法并损害原告权利这样一个原告的权利主张”。

在当事人一方人数众多、针对同一个行政行为分别提起撤销诉讼的情况下，分别对每一个起诉进行审理，确实不符合诉讼经济原则；人民法院对被诉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全面审查，也决定了不可能在不同的案件中对同一个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作出相反的认定。在这种情况下，比较恰当的做法是采用标准诉讼，即，首先审理其中一个或数个有代表性的诉讼，并中止其他诉讼。在首先审理的诉讼中作出的裁判发生法律效力的情况下，如果其他诉讼的当事人认为其案件与首先审理的案件之间并无事实上或法律上的重要区别且案件事实清楚，人民法院可以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四款的规定，裁定对中止的诉讼适用已经生效的判决裁定。

15.既判力的时间范围

──周口市利民垃圾处理有限公司诉周口市人民政府行政赔偿案【（2017）最高法行申1185号】

【裁判要旨】

既判力的界限可以分别表述为时间范围、物的范围以及人的范围。就时间范围而言，通说认为，既判力的基准时为事实审言词辩论终结时，确定判决仅对基准时之前发生的事项具有既判力，对基准时之后的事项没有既判力。正是基于这一原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四十八条明确了一种既判力排除的情形，该条规定：“裁判发生法律效力后，发生新的事实，当事人再次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

所谓“新的事实”，实质是指在既判力基准时之前没有发生的新事由，并且由于不具有可预料性，当事人在前诉中对此不可能予以主张。比较典型的例子如，“请求赔偿后发性后遗症损害的诉讼”，由于在前诉中对后发事由不可能预料并主张，原告就可以基于后发后遗症提起再诉，不受前诉既判力的遮断。这也意味着，后诉中基于新事由提出的诉讼主张因与前诉具有可分性，从而也就形成了与前诉不同的可以另行起诉的诉讼对象。

16.诉讼标的已为生效裁判所羁束

──汪年流诉绩溪县人民政府土地权属登记案【（2017）最高法行申354号】

【裁判要旨】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九项的规定，“诉讼标的已为生效裁判所羁束的”，应当不予立案；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本条所称“生效裁判”，既包括生效的行政裁判，也包括生效的民事裁判。生效裁判对于后诉的这种羁束效力，源于生效裁判的既判力。虽然一般认为，既判力的范围只及于相同的当事人以及相同的诉讼标的，但在有些情况下，判决遮断效的范围与诉讼标的的范围可以存在错位。亦即，尽管前后两诉的诉讼标的不同，但前诉判决遮断后诉。当前诉的诉讼标的成为后诉的先决条件，或者后诉在实质上是对前诉展开的再度争执时，就是如此。

17.被诉行政行为应具体、特定

──金实、张玉生诉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政府履行法定职责案【（2016）最高法行申2856号】

【裁判要旨】

修改后的《行政诉讼法》将原来的“具体行政行为”概念统一替换为“行政行为”。作出这一修改的目的，是为了使行政不作为、行政事实行为、双方行政行为等能够纳入受案范围，而原来所使用的“具体行政行为”的概念显然因为欠缺包容性和开放性而给受理这些案件制造了障碍。但不能认为，“具体行政行为”的概念就从此寿终正寝。事实上，除去涉及行政不作为、行政事实行为、双方行政行为的场合，在撤销之诉中，“行政行为”的概念仍然应当理解为原来意义上的“具体行政行为”。其确切的含义应当是指：行政机关针对具体事件、单方面作出的、具有外部效果的、行政法上的、处理行为。那些决定作出之前的准备行为和阶段行为、那些不具有外部效果的纯内部行为、那些不是针对具体事件的普遍的调整行为，仍然属于不可诉的行为。

抽象行政行为也是如此，尽管一般认为，修改前的《行政诉讼法》将具体行政行为规定为提起行政诉讼的起诉权标准，立法本意是为了排除与之对应的抽象行政行为，但废除“具体行政行为”的概念，也不意味着抽象行政行为就此纳入了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按照《行政诉讼法》第十三条第二项的规定，直接针对“行政法规、规章或者行政机关制定、发布的具有普遍拘束力的决定、命令”等抽象行政行为的起诉，仍然被排除在受案范围之外。又按照《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三条的规定，如果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具体）行政行为所依据的国务院部门和地方人民政府及其部门制定的规范性文件不合法，只能在对（具体）行政行为提起诉讼时，才可以一并请求对该规范性文件进行审查。

对于这种履行职责之诉而言，原告也只能是请求法院判令被告作出一个具体的、特定的行政行为，而不能请求法院判令被告作出一个抽象的、一般的行政行为。要求法院判令被告撤销一个规范性文件，与要求法院自己撤销一个规范性文件，在性质上和效果上并无二致。因为即使只是判令被告自己撤销规范性文件，也无可避免地要求法院对该被要求撤销的规范性文件的合法性直接进行审查。这显然违背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三条关于规范性文件的审查只能附带进行的规定。

18.多阶段行政行为与共同诉讼

──颍上县恒运矸石厂、安徽省颍上县凯事建材有限责任公司、颍上县古城镇金伟洗煤厂、绳海涛因诉颍上县人民政府行政决定及行政强制案【（2017）最高法行申295号】

【裁判要旨】

通常意义上的行政行为，仍需具有单方性、个别性和法效性等特征。单方性强调的是，法律效果系基于行政机关单方意思表示；个别性强调的是，行为的对象必须是特定之人和具体事件；法效性强调的则是，行为直接对外发生法律效果。所谓直接，是指法律效果必须直接对相对人发生，亦即行政行为一旦作成，即导致法律关系的发生、变更、消灭。所谓对外，是指行政行为对于行政主体之外的人发生法律效果，行政机关之间或行政机关内部的意见交换等行政内部行为因欠缺对外性而不具有可诉性。

也许孤立地来看，一个行为的可诉性并不成疑，但如果这个行为只是多阶段行政行为当中的一个阶段，就只能认定最后阶段直接对外生效的那个行为为可诉的行政行为。所谓多阶段行政行为，是指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须有其他行政机关批准、附和、参与始能完成之情形。各行政机关之间，既可能是平行关系，也可能是垂直关系。后者一般如下级机关的行政行为须经上级机关批准才能对外生效，或者上级机关指示其下级机关对外作出发生法律效果的行政行为。在存在复数行政行为的情况下，只有直接对外发生法律效果的那个行为才是可诉的行政行为，其他阶段的行政行为只是行政机关的内部程序。

19.行政行为的公定力

──刘海英诉洛阳市人民政府土地出让批复案【（2017）最高法行申1164号】

【裁判要旨】

由于行政行为具有公定力，一经作出，不论合法与否，除因严重违法而依法无效外，在未经法定机关和法定程序撤销或变更之前，都推定为有效，对行政机关、相对人、其他利害关系人以及其他国家机关均具有约束力。征收决定也是如此，一经作出，不论是否合法，立即发生效力，对作出决定的行政机关和被征收人都有法律约束力，并直接导致物权变动的法律效果。

一旦征收范围内的房屋被依法征收，该房屋所有权即转归国家所有，被征收人对其房屋不再享有所有权。城市房屋的征收也意味着建设用地使用权的收回。原土地使用权人对征收决定和补偿行为不服的，可以通过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等法定途径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但在房屋被依法征收之后，由于其享有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已经消灭，其针对后续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等行为提起诉讼则不再具有利害关系。

20.授益性行政行为

──李山林诉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政府、北京市人民政府政府信息公开、行政复议案【（2016）最高法行申3007号】

【裁判要旨】

按照《行政诉讼法》第一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的首要目的是保护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该法第二条因此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有权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据此可知，《行政诉讼法》首先是一种权利损害法律救济，提起行政诉讼的前提，是存在被诉行政行为侵害原告合法权益的可能。具体到政府信息公开诉讼，则是通过审查政府信息是否存在以及行政机关是否应当依法公开，来保障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依法获取政府信息的权利。

《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规定，“超越职权的”行政行为构成违法，应予撤销。而且通常认为，没有直接对外管理职能的内设机构不能直接实施影响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的行政行为。但这是针对损益性行政行为而言，属于授益性行政行为的政府信息公开未必完全适用。有些行政机关的内设机构因其具有独立性，也会制作政府信息，因而被赋予公开政府信息的义务。而且，内设机构在向申请人提供政府信息时，其行为的性质是授益而非损益，是提供服务而非限制权利。损益性行政行为“法无明文授权即属超越职权”，授益性行政行为不能一概适用这一标准。同时，针对一个本来是满足其申请的授益性行政行为起诉，也因缺乏权利受侵害的事由从而缺乏可保护的合法权益而不具备诉的利益。

21．请求权基础

──李国秀诉山东省人民政府不履行法定职责案【（2016）最高法行申2864号】

【裁判要旨】

履行职责之诉并不意味着：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随便向任何一个行政机关提出任何一项请求，该行政机关就有履行该项请求的义务；也不意味着只要行政机关”不作为”就可以提起”不作为之诉”。一般来讲，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起履行职责之诉至少应当具备这样几个条件：第一，他向行政机关提出过申请，并且行政机关明确予以拒绝或者逾期不予答复。第二，他所申请的事项具有实体法上的请求权基础。这种请求权基础可以产生于或者基于某一法律、某一行政机关的保证以及某一行政合同。总之，要求行政机关依照其申请作出一个特定行政行为，必须具有法定的权利依据。第三，他是向一个有管辖权的行政机关提出。管辖权是行政机关活动的基础和范围，行政机关应当在执行法定任务的同时遵守管辖权的界限。这种管辖权既包括该行政机关是否主管申请人所申请的专业事务，也包括同一专业事务中不同地域、不同级别的行政机关之间对于管辖权的具体分工。向一个无管辖权的行政机关随意提出一个申请，即使该行政机关予以拒绝，也不会使申请人当然地获取了诉权。第四，他申请行政机关作出的行为应当是一个具体的、特定的行政行为。要求行政机关实施没有外部效力的内部调整或者不是针对他个人的一般性调整，必须基于法律的明确规定。第五，行政机关对于原告申请的拒绝，可能侵害的必须是属于原告自己的主观权利。在原告不具备主观权利的情况下，即使行政机关的不作为有可能侵害公共利益，个体也未必具有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只是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在针对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行为起诉时才可以一并请求对该行政行为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进行审查，并没有规定可以直接提起要求行政机关依照其申请制定规范或解释规范的规范颁布之诉，既不符合履行职责之诉的法定起诉条件，也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

22.投诉举报请求权

──梁志斌诉山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劳动保障行政监察及山西省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决定案【（2017）最高法行申281号】

【裁判要旨】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就何种事项向哪个行政机关投诉举报，取决于法律、法规或者规章的具体规定；与此相应，能否就投诉举报事项提起行政诉讼，也需要根据法律、法规或者规章对于投诉举报请求权的具体规定作出判断。通常情况下，对是否具备原告资格的判断，取决于以下方面：第一，法律、法规或者规章是否规定了投诉举报的请求权；第二，该投诉举报请求权的规范目的是否在于保障投诉举报人自身的合法权益。

法律、法规或者规章规定的投诉请求权，在于促使行政机关对于投诉事项发动行政权。如果行政机关发动了行政权，并将调查处理结果告知投诉人，就属履行了法定职责。如果投诉人对调查处理结果不服，其提起诉讼的目的是想为第三人施加负担，例如要求作成或者加重对于第三人的处罚，则应依赖于法律、法规或者规章是否规定了为第三人施加负担的请求权。就《劳动保障监察条例》而言，该条例仅仅规定，劳动者认为用人单位侵犯其劳动保障合法权益，有权向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投诉，但投诉请求权并不必然包括为第三人施加负担的请求权。

23.诉权可以自愿抛弃

──张有为诉天津市人民政府拆迁行政复议案【（2016）最高法行申2385号】

【裁判要旨】

诉权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享有的法定权利，神圣不可侵犯，但诉权却可以自愿抛弃。抛弃权利保护的方式包括单方向人民法院表示、单方向诉讼的另一方当事人表示，也包括当事人之间自愿达成合意。如果当事人在自愿抛弃权利保护之后再行实施诉权，则属出尔反尔，有违诚实信用。在与相关单位所签安置补偿协议中已经承诺不再上访、诉讼，其后又长期多次申请行政复议及提起行政诉讼，不断违反自己所作权利抛弃承诺，这种权利保护的滥用同样构成不符合法定起诉条件的情形。

24.诉讼权利的滥用

──崔志惠等8人诉天津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案【（2016）最高法行申5034号】

【裁判要旨】

“无诉则无判”，诉乃发动审判权的前提。然而，是不是只要诉具备了法定形式并符合法定程序，人民法院就必须进行实体审理？现有法律虽然未作出明确规定，但根据审判权的应有之义，结合立法精神以及司法实践可知，答案并非绝对的。诉最终能否获得审理判决还要取决于诉的内容，即当事人的请求是否足以具有利用国家审判制度加以解决的实际价值和必要性。

如果当事人采取多人多次重复申请公开相同、同类政府信息，继而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的方式，是为了达到扩大影响、反映信访诉求的目的，则不具有依法应予救济的诉讼利益，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一条的立法本意相悖，浪费了行政资源和司法资源，已构成诉讼权利的滥用。

25.对被告的不公平

──杨吉全诉山东省人民政府行政复议案【（2016）最高法行申2976号】

【裁判要旨】

法律并没有规定对行政复议决定不服还可以向其上一级行政机关再次申请行政复议。由此可知，我国实行的是一级复议制度。对于明显违反、甚至是一再违反一级复议制度的申请，行政复议机关可以在口头释明之后不作任何处理；申请人对此不服提起行政诉讼的，人民法院可以不予立案，或者在立案之后裁定驳回起诉。

对于一个毫无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的指控，即使最终判决被告胜诉，也是对被告的不公平，因为将他们传唤到法院应诉本身已经使他们承受了不应承受的花费和压力。固然，从救济权利、监督权力的制度功能出发，行政诉讼可以适度向原告倾斜，以求得他们与公权力机关的实质平衡，但在任何一个发达的司法制度中，以牺牲被告的利益为代价考虑原告的利益，都是有失公允的。因此本院认为，对于此类明显违背行政复议制度、明显具有任性恣意色彩的反复申请，即使行政复议机关予以拒绝，也不应因形式上的“不作为”而将其拖进一个没有意义的诉讼游戏当中。

26.信访制度与复议诉讼相互独立

──杨中国诉枣阳市人民政府不予受理行政复议决定并请求行政赔偿案【（2017）最高法行申364号】

【裁判要旨】

信访制度是与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制度相互独立、相互分离的权利救济制度。对于能够通过诉讼、仲裁、行政复议等法定途径解决的事项，信访途径是排斥的；基于同样理由，对于信访工作机构处理信访事项的行为、不履行《信访条例》规定的职责的行为，或者行政机关依据《信访条例》作出的处理意见、复查意见、复核意见和不再受理决定，行政复议和诉讼途径亦是排斥的。《信访条例》对不服信访答复意见提供了复查、复核等充足的救济途径，信访人穷尽救济途径或者自愿放弃救济，信访事项即告终结。

27.诉讼类型化

──郭传欣诉山东省巨野县人民政府、山东省菏泽市人民政府房屋征收补偿决定及复议决定案【（2016）最高法行申2621号】

【裁判要旨】

《行政诉讼法》的立法目的在于“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而要实现此一目的，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诉讼种类之完善。如果对于侵犯公民权利的每一种国家权力行为都有一个适当的诉讼种类可供利用，则公民合法权益的受保护程度势必会得到大幅提高。修改后的行政诉讼法虽然没有直接引入诉讼种类的概念，但通过判决方式的丰富和整合，事实上完成了诉讼类型化改造。《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通过对“具体的诉讼请求”的解释，也对各诉讼种类作出了明示性规定。

设置诉讼类型的目的既然在于为公民权利的保护提供一种具体方式，那么选择一个适当的类型就不应成为公民的任务甚至额外增加的负担。诉讼类型制度的根本意义更在于对法院的诉讼行为作出规范，以使法院根据不同的诉讼类型选择最适宜的救济方式和裁判方式。

义务之诉与撤销之诉的趣旨有所不同。撤销之诉旨在撤销一个对原告不利的行政行为，一经撤销，该行政行为的法律效力就会随之消除，原告所寻求的权利救济也就不待执行即已实现。义务之诉却不像撤销之诉那样源于经典的干预行政，而是产生于给付行政。义务之诉的原告，总是希望通过他的请求获得授益，总是希望通过判决达到一种较之于初始状态更佳的境况。义务之诉中也可能有一个撤销行政决定的请求，但撤销行政决定本身不是目的，也不是必须，原告的终极目的是要求法院判决行政机关履行他所期待的某项义务。正因为如此，法院在义务之诉中并非只是对行政机关已经作出的决定进行合法性审查并一撤了之，而要进一步对行政机关的义务进行裁判。只要原告对所申请的行政行为有请求权，法院就应当直接宣布行政机关的义务。具体到针对补偿决定的诉讼，法院不能仅仅止于对违法的补偿决定的撤销，更要根据原告的请求，对于具体补偿问题作出裁判。

在义务之诉中也并非所有的案件都能直接宣布行政机关的义务，作出这种具体到位的判决，需要原告具有请求权，也需要裁判时机成熟，也就是所有事实和法律上的前提皆已具备。在有些情况下，法院可以一方面通过责令行政机关补作所欠缺的事实调查，另一方面通过自己判定尚不清楚的法律问题等途径，促使裁判时机成熟。如此一来更能减少循环诉讼、实质解决纠纷。但在有些情况下，如果这种事实调查过于繁重，或者存在行政裁量或判断余地之情形，法院也可以作出一种答复判决，即法院不是直接宣布行政机关的义务，而是责令行政机关按照法院的法律观重新作出决定。

28.履行法定职责之诉与确认之诉

──张艳君诉北京市人民政府不履行行政复议法定职责案【（2016）最高法行申2496号】

【裁判要旨】

履行法定职责之诉具有“彻底裁判”的特点，只要所有事实和法律上的前提条件皆已具备，人民法院就可以直接判决行政机关履行原告所请求的法定职责。履行法定职责之诉是独立于撤销之诉的一种诉讼类型，尽管行政机关针对当事人的申请往往也会作出一个明确的拒绝决定，但履行法定职责之诉的诉讼目的并不在于撤销行政机关的拒绝决定，而在于要求法院判决行政机关履行某一法定职责，所以在判决行政机关履行法定职责的情况下，对于拒绝决定的撤销本身并不是非常必要，因为它已经包含于对法定职责的履行中。换言之，不撤销拒绝决定，其要求履行法定职责的愿望也可实现；仅仅撤销拒绝决定而不判决履行法定职责，对于原告请求的实现也只能于事无补。同理，在行政机关针对当事人的申请逾期未作答复的情况下，只要所有事实和法律上的前提条件皆已具备，人民法院也可以直接判决行政机关履行原告所请求的法定职责，而不必同时判决确认行政机关逾期不予答复违法。

《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的规定的确认判决的各种情形都具有“补充性”的特点，仅当原告不能，或者未能通过某个其他诉讼种类，在相同范围内并以相同效力实现其法律保护时，始得提起确认诉讼。具体而言，根据该条第二款第三项的规定，在被告不履行或者拖延履行法定职责时，只有判决履行没有意义的情况下才适用确认违法判决。在判决行政机关履行法定职责能够更好更直接地实现预期目的的情况下，没必要选择裁判效果更为间接的确认违法判决。

《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提起诉讼应当“有具体的诉讼请求”。诉讼请求是指原告基于一定的事实关系所请求的裁判之要求，亦即在诉讼中应当被实现的实体权利主张。任何一个起诉，都应当有明确具体的诉讼请求。这不仅是诉的具体的内容，是原告的诉讼主张，同时也构成了法院审理和裁判的对象。诉讼请求的具体特定，也体现在选择一个适当的诉讼类型。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一款的规定，原告不仅可以请求撤销行政行为，也可以请求变更行政行为，或者请求确认行政行为违法或者无效，还可以请求判决行政机关予以赔偿或者补偿。不仅可以针对行政行为起诉，还可以请求判决行政机关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请求解决行政协议争议，请求一并审查规章以下规范性文件，请求一并解决相关民事争议。可以说，诉讼类型越丰富，权利救济的渠道也就越丰富。人民法院针对具体的诉讼请求进行审理和裁判，也更有针对性，更能作出具体明确的解决实际问题的判决。

由于我国行政诉讼类型长期以来相对单一，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此需要一个逐渐适应的过程，因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二款专门作出要求：“当事人未能正确表达诉讼请求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释明。”同时，这也并不排除在经过释明原告坚持不作更改的情况下，人民法院根据原告诉求的实质性质，选择最为合适也能最大限度实现其诉讼目的的诉讼类型和判决方式。

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九十一条第五项的规定，仅仅“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并不必然构成再审事由，还须具备影响公正审判的可能。也就是说，如果实体判决正当，不能仅以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为由提起再审。如果生效裁判实体判决并无不当，即使依照法定程序重新审理也还会得出同样的判决结果，从诉讼经济原则考虑，并无提起再审的必要。

29.提起确认无效之诉无须先行程序

──周火生诉汉川市人民政府确认征收土地行为无效案【（2017）最高法行申1174号】

【裁判要旨】

在一些国家和地区，的确要求当事人在提起确认行政行为无效之诉时，必须已向作出行政行为的机关请求确认行政行为无效而未被允许或未获答复。规定此一先行程序，有利于穷尽更为便捷的行政救济手段，避免滥诉。但该先行程序通常必须基于法律的明文规定。而在我国，《行政诉讼法》以及其他法律、法规对此并未规定。由此驳回当事人的起诉，客观上不仅会对当事人行使诉权增设门槛，也会为行政机关附加法定之外的先行处理义务。

我国实行两审终审制，再审是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提出的特殊不服请求。人民法院启动再审程序，一方面要对“确有错误”的判决、裁定予以纠正，以恢复人民群众对于裁判的信赖；另一方面，也要考虑权利救济的实际需要。如果有其他途径同样能够达到目标，甚至更为便捷经济，未必一律启动再审程序。

30.一般给付之诉与行政首次判断权

──太湖县海乐烟花制造有限公司诉安庆市人民政府、太湖县人民政府行政决定及补偿案【（2017）最高法行申317号】

【裁判要旨】

所谓行政行为，是指行政机关针对具体事件、单方面作出的、具有外部效果的、行政法上的处理行为。所谓具有外部效果，是指行政行为属于外部法律领域，它仅仅是设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等外部相对人权利义务的处理行为。一方面，这种处理应当具有法律性，不仅应当对外产生事实上的效果，而且应当对外产生法律上的效果；另一方面，这种处理应当具有外部性，内部业务指令、多阶段行政行为等因其属于内部行政领域，而被排除出行政行为的范畴。对于这种内部行政行为，即使是在法定起诉期限之内起诉，也因不具有可诉性而应当驳回。

当事人可以请求判决行政机关予以赔偿或者补偿，但提起请求金钱补偿的一般给付之诉，必须是请求金额或者补偿标准已获明确，如果行政机关在作出实际给付之前尚有优先判断或者裁量余地，则不能直接起诉，而是应与行政机关先行协商解决。作出这种要求，系基于行政首次判断权原则，即，对于行政机关职权范围内未予判断处理的事项，应待行政机关先行处理后，法院再对其是否合法以及明显不当进行审查。如果司法机关过早介入，就会有代替或者干预行政权行使的嫌疑。

31.不予受理复议申请的法律救济

──陈杰诉黄石市黄石港区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决定及黄石市黄石港区公安消防大队消防行政许可案【（2017）最高法行申358号】

【裁判要旨】

“复议机关决定维持原行政行为”，包括复议机关驳回复议申请或者复议请求的情形，但以复议申请不符合受理条件为由驳回的除外。这是因为，如果复议机关受理行政复议申请后驳回复议申请或者复议请求，属于一种实体处理决定，在性质上与维持原行政行为并无不同；而以复议申请不符合受理条件为由驳回，在性质上属于对行政复议申请的程序性驳回，既不属于维持原行政行为，也不属于改变原行政行为，因为行政机关并没有对被申请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作出实体认定和处理。

在复议机关不予受理复议申请的情况下，当事人有两种法律救济手段可以选择：一种是直接起诉原行政行为。因为可能对当事人合法权益造成侵害的，实质上仍是原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或者不作为。复议机关尽管没有受理行政复议申请，但在法律没有规定行政复议必须是前置程序的情况下，并不影响当事人直接对原行政行为提起行政诉讼，并且直接起诉原行政行为还有利于从根本上解决行政争议。另一种是起诉复议机关不作为。如果当事人坚持认为复议机关应当受理其复议申请，也可以以复议机关不作为为由提起诉讼。但是，无论是直接起诉原行政行为还是起诉复议机关不作为，都不涉及另一机关作共同被告问题。

虽然法律规定了上述两种救济手段，但却不可以同时进行，而应当选择其一。这是因为，直接起诉原行政行为，目的是要求人民法院对原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作出认定和处理；起诉复议机关不作为，直接的诉求虽然是要求人民法院撤销不予受理复议申请的决定，但撤销不予受理复议申请决定的效果，则必然导致复议机关同样要对原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作出认定和处理。如果同时起诉原行政行为和复议机关不作为，就会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造成人民法院和复议机关的重复劳动。更为重要的是，这样做还违反了司法最终原则。司法最终原则决定了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应当是一种先后关系，而不能针对同一个争议同时进行这两种法律程序。

32.复议决定维持原行政行为的赔偿责任

──王素兰诉安徽省砀山县人民政府行政复议、行政赔偿案【（2016）最高法行申340号】

【裁判要旨】

无论修改前的《行政诉讼法》还是修改后的《行政诉讼法》，都没有规定可以单独起诉维持原行政行为的复议决定，修改后的《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规定复议机关为共同被告，也只能附随于针对原行政行为的起诉。因此，在原行政行为已经被提起过诉讼且已由人民法院作出生效判决的情况下，再审申请人再行针对维持该行政行为的复议决定提起行政诉讼，在性质上就属于诉讼标的已为生效裁判所羁束的重复起诉。应当依法不予立案，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

在复议决定维持原行政行为的情况下，对当事人合法权益造成实质侵害的应当是原行政行为，复议决定只是对原行政机关的意志加以肯定而已。由于维持原行政行为的复议决定并没有给当事人增加新的负担，也就无法发生加重当事人损害的情形。因此，应当由作出原行政行为的机关承担赔偿责任。因复议程序违法给原告造成损失的，由复议机关承担赔偿责任。

33.行政机关只提供已经存在的信息

──王福珍诉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政府政府信息公开案【（2016）最高法行申1842号】

【裁判要旨】

政府信息公开诉讼在很多方面与传统行政诉讼不同，它既承继了合法性审查的因素，又不将其作为唯一的追求和考虑，而更着眼于争端的解决，也就是说，政府信息公开诉讼关注和解决的，始终是政府信息事实上能否公开这一实质问题。

“以一定形式记录、保存”，是政府信息可以公开的前提。行政机关只提供已经存在的信息，不因为申请人的请求而负担为其制作信息的义务。当行政机关主张政府信息不存在时，必须证明其已经尽到勤勉的检索义务。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十一条规定了政府信息公开答复的各种情形，同时也规定了行政机关在作出答复时应当告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的义务，行政机关不仅应当遵循，而且应当尽可能地准确说明理由，并切实避免随意。但是，行政机关在保持与基本事实同一性的范围之内追加和变更理由一般可以允许。从实际效果来讲，如果法院判决行政机关重新作出答复，也仍然无法改变政府信息不存在的客观事实，程序的纠正并不能有助于再审申请人获得政府信息的愿望的实现。

34.政府信息推定存在与客观存在

──王槐柯诉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政府政府信息公开案【（2016）最高法行申2855号】

【裁判要旨】

政府信息存在是行政机关公开政府信息的前提。根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条的规定，政府信息存在是指行政机关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已经制作或获取，并以一定形式记录、保存了信息。因此这种“存在”是指一种”客观存在”，而不能是”推定存在”。政府信息是否“客观存在”，审查判断的方法一般是要看行政机关是否确实尽到了积极的检索、查找义务。

超过法定期限作出答复，违反了《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十四条规定的答复期限，认定属于程序轻微违法并无不当，不存在将实体处理一并确认违法的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鉴于所申请的信息部分已获公开，其余政府信息并不存在，因此并没有责令重新答复的必要。

35.内部信息、过程信息、决策信息

──周素梅诉武汉市汉阳区人民政府政府信息公开案【（2017）最高法行申1310号】

【裁判要旨】

尽管《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十四条第四款中规定“行政机关不得公开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政府信息”，但并不意味着不予公开的范围仅限于“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政府信息”。从世界范围看，内部信息、过程信息、决策信息通常被列为可以不公开的情形。这些信息普遍具有“内部性”和“非终极性”的特点，属于“意思形成”的信息，一旦过早公开，可能会引起误解和混乱，或者妨碍坦率的意见交换以及正常的意思形成，从而降低政府效率。这类信息免于公开，目的是保护政府决策过程的完整性，鼓励政府官员之间的相互讨论，并防止在决定作出以前不成熟地予以公布。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虽然对内部信息、过程信息、决策信息没有作出明确规定，但《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政府信息依申请公开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10〕5号）第二条中规定：“行政机关在日常工作中制作或者获取的内部管理信息以及处于讨论、研究或者审查中的过程性信息，一般不属于《条例》所指应公开的政府信息。”根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三条第二款规定，“国务院办公厅是全国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主管部门，负责推进、指导、协调、监督全国的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上述意见在性质上属于全国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主管部门对《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具体应用解释，且该解释符合国际通例，也有利于兼顾公开与效率的平衡。

36.主动公开与依申请公开

──张惠珍诉天津市红桥区人民政府政府信息公开案【（2016）最高法行申2305号】

【裁判要旨】

主动公开和依申请公开是政府信息公开的两种主要方式。前者主要适用于涉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切身利益，需要社会公众广泛知晓或者参与，以及反映本行政机关机构设置、职能、办事程序等情况的信息，不待个人申请，行政机关就应当主动向公众公开；后者则是指，对于特定个人有需要的信息，行政机关根据其申请依法向其提供。主动公开和依申请公开并没有特别截然的划分，两者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换。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工作的意见>实施细则》（国办发[2016]80号）就规定，对于“依申请公开较为集中的信息”，“可转为主动公开的应当主动公开”；同理，对于行政机关应当主动公开而未及时公开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通过依申请公开程序获取相关信息。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十一条所规范的义务主体，不仅包括“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县级人民政府”，也包括“及其部门”。又从法条之上下文关系来看，该条是作为第十条规定的补充，而第十条又曾规定，“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及其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确定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的具体内容”。可以这样理解，公开义务主体究竟是“政府”还是“部门”，需要以法律、法规确定的各自职责范围为依据。

《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四条确立的是一种政府“负责”、房屋征收部门“组织实施”、有关部门“互相配合”的职责分工模式。具体到房屋征收补偿信息的公开，该条例第二十九条第一款规定：“房屋征收部门应当依法建立房屋征收补偿档案，并将分户补偿情况在房屋征收范围内向被征收人公布”。依据该款规定，建立征收补偿档案、将分户补偿情况在房屋征收范围内公布，显然属于房屋征收部门的法定职责。

所谓政府信息，必须是客观存在的。进一步讲，有没有公开职责是一回事，有没有确实拥有信息是另一回事。即使行政机关确实负有主动公开某类政府信息的职责，但如果其确实尚未制作或者保存相关信息，人民法院也无法判决其履行公开相关政府信息的义务。

37.获取不动产登记信息的方式

──张运福、刘子荣、杨开兰诉开封市人民政府政府信息公开案【（2017）最高法行申1169号】

【裁判要旨】

在法律、法规对政府信息公开的权限作出特别规定的情况下，应当优先适用特别法的规定。因不动产登记信息涉及特定的权利人或利害关系人，为平衡个人隐私与公众知情权，国家从法律、法规、规章等层面对不动产登记信息查询作出了专门规定。当事人如需获取相应的不动产登记信息，应根据上述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予以查询办理，而不应通过申请政府信息公开的方式。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认为确有错误的，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但判决、裁定不停止执行。”据此可知,再审是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提出的特殊不服请求，其目的在于撤销确有错误的判决、裁定，并对案件再次审理。再审申请人在再审申请阶段向本院提出赔偿请求，不符合再审制度的功能，缺乏相应的法律依据。

38.违法犯罪线索移送与再审事由

──张兴怀诉安徽省蚌埠市淮上区人民政府土地行政强制案【（2016）最高法行申3081号】

【裁判要旨】

《行政诉讼法》第六十六条第一款所规定的对于违法违纪和犯罪行为移送并非诉讼程序范畴。是否启动移送程序属于人民法院依职权判断决定的事项，法律既没有赋予当事人申请移送的权利，也没有赋予当事人通过诉讼程序质疑人民法院所作处理的权利。另外，行政行为是否违法与行政机关的主管人员、直接责任人员是否违法违纪或者是否有犯罪行为属于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即使被诉行政行为被确认违法，也并不必然意味着行政机关的主管人员、直接责任人员违法违纪或者有犯罪行为。

《行政诉讼法》第九十一条规定了人民法院应当再审的具体情形。这些具体情形均属于裁判本身存在的各种错误。人民法院在审理行政案件中，对于行政机关主管人员、直接责任人员是否存在违法违纪或者有犯罪行为线索的认定，以及是否启动移送程序的决定，并非裁判的组成部分。再审申请人对原审判决并未持有异议，其仅就一、二审法院未将本案有关材料移送刑事侦查机关处理向本院申请再审，不属于法定再审事由。

39.申请再审应当符合条件

──孙亚君申请再审案【（2017）最高法行申368号】

【裁判要旨】

人民法院对当事人申请再审的审查，首先是对是否超过法定申请再审期限等条件的审查，以及对再审申请书等材料是否“符合条件”的审查，符合法律和司法解释规定的各项条件的，才能开始“对当事人主张的再审事由进行审查”。否则，应当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裁定驳回再审申请。

40.选择一个最为适当的诉讼类型

──刘书平诉郑州市郑东新区管理委员会拒收国家赔偿申请行为案【（2017）最高法行申5718号】

【裁判要旨】

只有请求确认某种法律关系存在或者不存在的一般确认之诉，才是“真正的”确认之诉，其他的确认之诉，比如确认无效之诉、继续确认之诉，以及情势判决中的违法确认等，都不过是撤销之诉、义务之诉、给付之诉等诉讼类型的变种。正因如此，确认之诉具有补充性，也就是说，仅当原告不能通过其他诉讼类型达到其目的，才存在提起确认之诉的可能。

选择一个最为适当的诉讼类型，对于当事人来讲通常并不十分容易，人民法院就有义务进行必要的释明，建议原告对诉讼请求进行必要的变更，以使双方当事人都能尽量减少诉累，行政争议能够尽早尘埃落定。理性行使诉权，实质解决纠纷，大家都有责任。

提起再审也要有实际利益。即使原审裁判存在某些瑕疵，如果通过再审并不能实质解决争议，或者在再审之外另有更为便捷的解决途径，那么耗时费力地启动一次再审，也只会是浪费资源、徒劳无益。

41.行政行为与行政首次判断权

──太湖县海乐烟花制造有限公司诉安庆市人民政府、太湖县人民政府行政决定及补偿案【（2017）最高法行申293号】

【裁判要旨】

所谓行政行为，是指行政机关针对具体事件、单方面作出的、具有外部效果的、行政法上的处理行为。所谓具有外部效果，是指行政行为属于外部法律领域，它仅仅是设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等外部相对人权利义务的处理行为。一方面，这种处理应当具有法律性，不仅应当对外产生事实上的效果，而且应当对外产生法律上的效果；另一方面，这种处理应当具有外部性，内部业务指令、多阶段行政行为等因其属于内部行政领域，而被排除出行政行为的范畴。

提起请求金钱补偿的一般给付之诉，必须是请求金额或者补偿标准已获明确，如果行政机关在作出实际给付之前尚有优先判断或者裁量余地，则不能直接起诉，而是应与行政机关先行协商解决。作出这种要求，系基于行政首次判断权原则，即，对于行政机关职权范围内未予判断处理的事项，应待行政机关先行处理后，法院再对其是否合法以及明显不当进行审查。如果司法机关过早介入，就会有代替或者干预行政权行使的嫌疑。

42.行政指导及其可诉性

──张月仙诉太原市人民政府不履行法定职责案【（2018）最高法行申906号】

【裁判要旨】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条第一款的规定，“居民委员会是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一款规定，村民委员会或者居民委员会可以成为行政诉讼的被告，但被诉行为应当限于“依据法律、法规、规章的授权履行行政管理职责的行为”。换句话说，村民委员会或者居民委员会之所以能够成为行政诉讼的被告，不是因为它本身属于行政机关，而是因为它在有些情况下，依据法律、法规、规章的授权，行使了某种行政管理的职权。因此并非村民委员会或者居民委员会作出的所有行为都能够在行政诉讼中挑战，可诉的行为仅限于那些既有法律、法规、规章的授权依据，在性质上又属于履行行政管理职责的行为。

对于履行法定职责之诉而言，不仅仅要看当事人是否向行政机关提出过申请、行政机关是否拒绝履行或者不予答复，更要看当事人申请行政机关履行的是否属于该行政机关的法定职责。指导、支持、帮助等行为，在性质上属于行政指导。通常情况下，行政指导因其不具有羁束力和强制力，不能成为撤销之诉的对象。基于同样的道理，也不能通过提起一个履行法定职责之诉，要求判令行政机关履行行政指导职责，因为，履行法定职责之诉要求作出的行为必须是一个法律行为，但行政指导显然并不属于这样一种旨在设定某种法律后果的个别调整。

43.行政程序的重开及其条件限制

──王建设诉兰考县人民政府不履行法定职责案【（2017）最高法行申6100号】

【裁判要旨】

行政行为是行政机关行使行政职权、进行行政管理的行为，一经作出，即产生行政法律效果。虽然行政行为的作出是单方面的，但约束力却是双方面的。对于当事人而言，一旦法律救济的期限届满、自我放弃法律救济手段，或者因其他情形导致法律救济途径穷尽，行政行为即具备不可撤销性。行政行为在其存续期间，对于行政机关同样具有约束力。这是由行政行为的处理性特征所决定的——过于随意的处理是不理智和没有意义的；从法的安定性出发，也不允许行政机关翻云覆雨、暮楚朝秦。

但通说认为，行政行为的约束力只存在于行政行为的存续期间。行政机关虽然受行政行为的约束，但在特定条件下可以在法律救济程序之外自行撤销或者废止行政行为。当事人虽然因法律救济期限届满等原因，不能再通过诉讼途径请求撤销或者废止行政行为，但却可以请求行政机关重开行政程序，对行政行为自行撤销或者废止。不过，行政程序的重开受到严格的条件限制，这些条件包括，作为行政行为根据的事实或法律状态发生变化，行政行为作出后出现了足以推翻行政行为的新的证据。如果当事人仅仅是沿袭之前的主张，行政机关作出的拒绝答复或者不予答复在性质上就系驳回当事人对行政行为提起申诉的重复处理行为，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

虽然表面看来，当事人的诉讼请求是要求判令行政机关履行对其申诉的答复职责，而非直接要求人民法院撤销行政行为，但通过诉讼所要达到的终极目的与直接要求撤销并无实质不同，这就存在利用一个新的诉讼种类规避起诉期限的可能，人民法院对此不予立案或者驳回起诉，并无不妥。

44.地方政府的组织实施行为是否可诉？

──王小五诉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政府行政行为违法案【（2017）最高法行申9275号】

【裁判要旨】

按照职权法定原则，地方人民政府和所属工作部门都会被法律、法规授予对特定事项的管辖权，无论是地方人民政府还是工作部门，都应当基于法律、法规的授权并在权限范围内行使权力。地方人民政府虽然“领导所属各工作部门和下级人民政府的工作”，但领导不是替代。地方人民政府可以就一些重点工作组织有关工作部门或下级人民政府实施，在有些情况下，也可以通过发出指示，对所属工作部门和下级人民政府施加影响，但具体的实施还应当由各工作部门或下级人民政府根据其法定管辖权以自己的名义分别落实。究竟地方人民政府的组织实施行为可诉，还是所属工作部门或下级人民政府的具体实施行为可诉，则要看哪一个行为是“产生外部法律效力的行为”。因为一个可诉的行政行为，必须具有“对外性”和“法效性”，也就是该行为必须是直接对外发生法律效果。

45.行政程序行为不能单独诉请撤销

──陈银花诉黄冈市人民政府公告行为案【（2018）最高法行申538号】

【裁判要旨】

撤销之诉是行政诉讼最为经典的诉讼种类，它以通过撤销为原告设定负担的行政行为的方式来形成权利。这就要求，请求撤销的行为必须是一个为原告设定负担、具有法律约束力、旨在设定一种法律后果的个别调整。一个公开而个别的通知，目的是通知行政行为的相对人参加行政程序，并不具有任何旨在创设、变更、解除或具有约束力地确认某种权利义务的内容。因此，不能成为撤销之诉的对象。

对于程序行为，并不能单独诉请撤销，而只能以程序违法为由诉请撤销此后作出的实体决定。这是为了防止单独诉请撤销程序行为而拖延行政程序的进行，同时也符合法律保护利益的观点，即程序违法只有在影响实体决定的情况下才予以救济。此外，也是为了防止出现针对程序行为和针对实体决定同时进行诉讼的危险。但在有些情况下，一个单纯的程序行为也会有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合法权益构成侵犯的可能，在特定案件中也不能绝对排除程序行为的可诉性。

46.行政机关的协助执行行为

──皖东三宝有限公司诉明光市人民政府房产行政登记案【（2018）最高法行申904号】

【裁判要旨】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第七项的规定，行政机关根据人民法院的生效裁判、协助执行通知书作出的执行行为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这是因为：第一，行政机关根据人民法院的生效裁判、协助执行通知书作出的执行行为，属于履行法律规定的协助义务，不是行政机关的自主行政行为。第二，行政机关作出的协助执行行为在性质上属于人民法院司法行为的延伸和实现，当事人要求对行政机关协助执行人民法院生效裁判的行为进行合法性审查，事实上就是要求人民法院对已被生效裁判羁束的争议进行审查，因而不能得到准许。如果当事人认为行政机关的协助执行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应当针对人民法院生效裁判通过审判监督程序寻求救济。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第七项规定了一种例外情形，即“行政机关扩大执行范围或者采取违法方式实施的除外”。这种情况下，行政机关的执行行为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是因为行政机关的此种行为已经失去了人民法院裁判文书的依托，超出了人民法院协助执行通知书的范围和本意，在性质上不再属于实施司法协助的执行行为，应当受到司法审查并独立承担法律责任。

47.层级监督的可诉性

──佘成诉湖北省人民政府不履行医疗行政监管、处罚职责案【（2017）最高法行申3348号】

【裁判要旨】

请求行政机关履行的，必须是法律、法规、规章等明确赋予行政机关对外行使的行政管理职责。那些仅限于行政内部领域的措施，例如请求上级行政机关对下级行政机关作出一个命令、对下级行政机关实施监管监督，因其不具有对外性、不直接设定新的权利义务，通常不能在请求履行法定职责之诉中提出。从司法权与行政权的关系出发，人民法院也不宜过多地介入行政机关的内部关系当中。此外，从诉的利益考虑，当事人如果认为下级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可以通过直接针对下级行政机关提起行政诉讼的方式寻求救济，且该种救济方式更为便捷直接。

48.多阶段行为与追加第三人

──张玉新诉太和县人民政府行政批准案【（2017）最高法行申5809号】

【裁判要旨】

通常情况下，一个行政行为会由一个行政机关独立作出，但有时，根据法律、法规的规定，或者根据行政权力运行的实际需要，行政行为的作出需要同级其他行政机关或者上下级行政机关的协力，这就会形成多阶段行政行为。当一个以上行政机关分别作出多阶段行政行为时，应当如何选择正确的起诉对象，进而如何确定适格被告？通说认为，应当以直接对外发生法律效果、直接对相对人权利义务产生实际影响的行政行为为起诉对象。又根据“谁行为，谁为被告”的原则，适格被告也应当是作出这个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除非法律、法规对此另有规定。

第三人的法律地位属于诉讼参加，也就是参加到别人的诉讼当中，因此，第三人的诉讼参加须以他人之间的诉讼已经或能够进行为前提。在一个诉讼因为不符合法定起诉条件而无法开启的情况下，断无追加第三人参加诉讼的必要。

49.规划和规划行为是否可诉

──艾年俊诉黄石市人民政府规划行政批准案【（2017）最高法行申4731号】

【裁判要旨】

行政规划是指行政主体为实现特定的行政目标而对未来一定时期内拟采取的方法、步骤和措施依法做出的具有约束力的设计与规划。行政规划种类繁多，效力各有不同。某一规划和规划行为是否可诉，依赖于该规划和规划行为是否针对特定人，并对该特定人的权利义务直接产生影响。以城乡规划为例，根据《城乡规划法》的规定，城乡规划包括编制、审批、实施、修改等不同环节，依据《城乡规划法》作出的行政处罚、行政许可等具体实施行为，属于可诉的具体行政行为；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给予补偿或者赔偿。城乡规划的修改行为，如果给被许可人或者利害关系人合法权益造成损失，亦可以对其提起诉讼，请求补偿。但就规划的编制和审批而言，因其属于针对不特定对象作出的面向未来的一般性调整，因此具有抽象行政行为的特征，不能直接对其提起诉讼。

与行政规范性文件相类似，规划和规划批复同样具有不特定性和可反复适用性，但不能就此将规划和规划批复等同于行政规范性文件。规划和规划批复之所以不可诉，在于它和行政规范性文件一样，都具有“普遍约束”性，而不在于它必须是行政规范性文件本身。

在论及行政复议决定与原行政行为关系时，有一个统一性原则。其含义是指，撤销之诉的审查对象是“以复议决定的形式体现出来的原行政行为”，换句话说，作为撤销之诉审查对象的原行政行为，是已经以复议决定修正之后的新形式出现的原行政行为。如果原行政行为的理由不当，但经过复议决定修正后理由已经合法的，则视为原行政行为也合法。行政诉讼的二审裁判与一审裁判的关系也是如此。我国实行两审终审制，第二审程序承担着对第一审程序的纠错功能，如果一审裁判结果正确但理由不当，二审裁判在对理由进行修正后维持一审裁判的结果，则视为一审裁判的理由已经不复存在，因为发生法律效力的是二审裁判而非一审。

50.具体处理行为的识别标准

──黄绍花诉辉县市人民政府提高抚恤金标准案【（2017）最高法行申7073号】

【裁判要旨】

可诉行政行为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针对具体事件，并且指向特定个人。但是，个别与一般的区别不能仅根据数量确认，如果具体的处理行为针对的不是一个人，而是特定的或者可以确定的人群时，个别性仍然成立。

法院是解决法律问题的，不宜解决政策问题。对行政机关采取的存在较大裁量余地、具有较多政策因素的处理行为，因其缺乏可以直接适用或参照的法定标准，人民法院很难进行司法审查。

51.当事人能力及其审查

──淮阳县第二化肥厂诉淮阳县人民政府、淮阳县工业和信息化委员会房屋行政登记案【（2017）最高法行申6549号】

【裁判要旨】

行政诉讼的当事人应当有参与行政诉讼的能力。这种参与能力，又称当事人能力或者诉讼权利能力，是指当事人在诉讼案件中取得作为原告或者被告法律地位的能力，与诉讼行为能力和当事人适格不同，这是一种对所有当事人普遍适用的抽象的资格要求。当事人能力又分为原告当事人能力与被告当事人能力。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以及第四十九条第一项的规定，有当事人能力的原告为公民、法人以及其他组织三大类。当事人能力取决于权利能力，虽然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分属不同的诉讼制度，但作为行政相对一方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其权利能力与其作为民事主体的权利能力并无不同，因此在认定标准上完全可以适用民事法律规范。

当事人具备参与能力是行政诉讼的法定起诉条件之一，人民法院可以在诉讼程序的任何阶段依职权进行审查。如果原告无参与能力，则起诉就属不符合法定条件，人民法院可以径行裁定驳回起诉，而无需进一步审查其他起诉条件，也无需通知被告答辩。只有在当事人是否具有参与能力情况不明需要调查时，人民法院才有必要调查、询问乃至开庭审理予以查明。

52.代表人、代理人为诉讼行为

──萧县赵庄合作商店诉萧县人民政府土地行政登记案【（2017）最高法行申5803号】

【裁判要旨】

当事人参加行政诉讼，须具备能够单独进行诉讼的资格，这种资格称为诉讼能力或者诉讼行为能力。对于行政诉讼的原告而言，原则上，有民法上行为能力者，即有诉讼行为能力。因此，对于行政诉讼原告诉讼行为能力的认定，亦可参照民法以及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就本案所涉及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而言，因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均不能自为诉讼行为，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四十八条第二款规定：“法人由其法定代表人进行诉讼。其他组织由其主要负责人进行诉讼。”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未按照法律规定由法定代理人、指定代理人、代表人为诉讼行为的”，“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

53.个人主张公众的权利

──赵幸峰诉河南省人民政府不履行法定职责案【（2017）最高法行申4076号】

【裁判要旨】

“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是行政诉讼法第一条规定的立法目的之一，但这种监督并非人民法院主动实施，而是通过受理行政诉讼、解决行政争议得以实现。同时，也不是任何人都有资格启动行政诉讼这一争议解决机制。按照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的规定，行政诉讼的原告应当是与被诉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利害关系的含义是指，作为行政诉讼的原告，必须主张一项属于他自己的主观权利，并且该权利可能受到了被诉行政行为的侵害。如果一个个人主张的是公众的权利，该个人则没有诉权，即使他可能属于公众的一部分。

54.行政委托与协议无效

──范凯诉太和县城关镇人民政府、太和县人民政府行政协议案【（2017）最高法行申2289号】

【裁判要旨】

因行政协议具有两面性，既有作为行政管理方式“行政性”的一面，也有作为公私合意产物“合同性”的一面。故行政协议既是一种行政行为，具有行政行为的属性，又是一种合同，体现合同制度的一般特征。因此，对于行政协议无效的判断，既适用《行政诉讼法》关于无效行政行为的规定，同时也适用民事法律规范中关于合同无效的规定。

按照《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五条的规定，“实施主体不具有行政主体资格”确实属于行政行为“重大且明显违法”因而无效的情形之一，但是，行政权力可以委托，如果没有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也没有专业性方面的特殊要求，行政机关可以将某一事项的一部或全部委托给其他行政机关、下级行政机关乃至私人组织具体实施。涉及国家重大利益以及涉及公民重要权利的领域以外的具有给付、服务性质的行政行为，尤其是以协商协议方式实施的行为，更是如此。虽然一般认为，受托主体接受委托后仍应以委托主体的名义实施行为，但只要委托主体不是转嫁责任，对委托予以认可，并能承担法律责任，人民法院可以认定委托关系成立。

虽然《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第五款规定，“行政机关委托的组织所作的行政行为，委托的行政机关是被告”，但如果行政机关委托的组织参加诉讼更便于查清案件事实，人民法院可以允许其以共同被告或者第三人的身份参加诉讼。受托主体的诉讼参加并不可能对原告的权利义务产生不利影响，因此不能认定为违反法定程序的情形。

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三条的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行为所依据的国务院部门和地方人民政府及其部门制定的规范性文件不合法，在对行政行为提起诉讼时，可以一并请求对该规范性文件进行审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请求人民法院一并审查《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三条规定的规范性文件，应当在第一审开庭审理前提出；有正当理由的，也可以在法庭调查中提出。”根据上述规定，请求审查规范性文件的合法性是一种附带请求，一方面限于被诉行政行为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另一方面应当在提起行政诉讼时就一并提出附带审查的请求，即使有正当理由，也应在一审法庭调查结束之前提出。

55.明显缺乏权利保护需要

──尚淑琴诉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政府行政复议案【（2017）最高法行申4726号】

【裁判要旨】

一个不利行政行为的相对人总是有诉权的，因为被诉行政行为对其施加的负担显而易见。基于同样的道理，一个不利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也有权选择行政复议，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但是，对于明显缺乏权利保护需要的起诉，人民法院不能仅仅因为其是行政程序或者复议程序的相对人，就当然地认可其诉权。正确的做法应当是不予立案或者裁定驳回起诉，没有必要任由没有实际意义的起诉进入审理程序。

司法资源毕竟有限，有限的司法资源应当真正用于解决那些确有权利保护需要的请求。对于明显缺乏权利保护需要的起诉，人民法院不能仅仅因为其是行政程序或者复议程序的相对人，就当然地认可其诉权。正确的做法应当是不予立案或者裁定驳回起诉，没有必要任由没有实际意义的起诉进入审理程序。

56.原始文书规则在行政诉讼中的运用

──李儒堂、李所堂因刘党诉驻马店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案【（2017）最高法行申7107号】

【裁判要旨】

行政行为一经作出即具有公定力和存续力，否定一个行政行为的效力，需有确凿的证据。书证是行政诉讼证据的一种，在各类证据中占有突出地位。一般来说，书证所证明的事实内容比较明确，具有较强的稳定性，可以作为证明待证事实的直接证据。正因如此，书证的采用通常适用“最佳证据规则”或称“原始文书规则”，依此规则，证据的提供者应当提供原始材料，如果提出非原始材料，则必须提供充足理由。

无法与原件核对无误的书证也不是均不能作为证据使用，我国法律之所以采用“原始文书规则”，初衷在于确保书证本身的真实性及其与案件的关联性。诉讼过程中，如果一方出示的书证并非原件，但各方对该书证的真实性没有异议，或是该复制件的形成年代久远，又或该证据能够与其他证据相互印证，则并非一概不予。

所谓基础民事法律关系，是指民事争议为解决行政争议的基础，解决了基础民事争议，行政法律关系能够迎刃而解，或者才具备了解决的前提。在行政诉讼中存在基础民事法律关系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当事人可以依法申请一并解决相关民事争议，或者就相关民事争议另行提起民事诉讼。基础法律关系不解决，又缺乏令人信服的原始文书的情况下，行政机关已经作出的行政行为的效力概难推翻。

57.“案卷”以外的证据

──曹保英诉山西省长治市人民政府土地行政登记案【（2017）最高法行申2926号】

【裁判要旨】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其符合起诉条件的相应的证据材料。”这里所说的“符合起诉条件的相应的证据材料”，自然包括与行政行为具有利害关系的相关证明。具体来讲，作为“非相对人”的起诉人，不仅必须要证明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权利，而且还要表明，该权利受到了那个并非针对他的行政行为的可能侵害。

在涉及行政许可、登记、征收、征用和行政机关对民事争议所作的裁决的行政诉讼中，当事人申请一并解决相关民事争议的，人民法院可以一并审理。但是，如果行政案件的审理需以民事诉讼的裁判为依据，则应当依照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裁定中止行政诉讼，待基础民事争议先行解决后再恢复行政案件的审理。裁定中止行政诉讼，适用于行政案件和相关民事案件都在审理且都尚未审结的情形，而本案的情况则不同。根据生效的晋民再终字第44号民事判决的认定，涉案国有土地使用证上的房屋所有权处于不确定状态，这一基础民事法律关系事关行政诉讼的原告是否具有诉权，关乎行政案件能不能受理，必须在立案前先行解决。

行政诉讼法第四十条规定：人民法院“不得为证明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调取被告作出行政行为时未收集的证据”。这一规定既是案卷主义的要求，也是中立原则的要求。根据行政诉讼法的规定，行政行为合法性举证责任由被告承担。受“先取证，后裁决”规则的约束，被告提供的旨在证明行政行为合法性的证据只能限于其在作出行政行为时已经收集的证据。人民法院在审查被诉行政行为合法性时，同样受案卷主义的约束，既不能接受被告在作出行政行为时未收集的证据，也不能为了证明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调取被告作出行政行为时未收集的证据。如果被诉行政行为是在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的情况下作出的，该行政行为就已经构成违法。但是，行政诉讼的证明对象具有多样性，行政诉讼证据也绝不仅仅限于证明行政行为合法性的证据，那些行政行为“案卷”以外的证据就可以在行政行为作出后搜集和提出，包括起诉条件在内的那些诉讼程序事实，人民法院就可以依职权调取。

58.涉及第三人合法权益的举证责任

──王玉春诉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政府撤销行政决定案【（2017）最高法行申5835号】

【裁判要旨】

《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被告不提供或者无正当理由逾期提供证据，视为没有相应证据”，主要适用于行政机关针对行政相对人作出的损益性行政行为，因为按照先取证后裁决的原则，行政机关在作出一个损益性行政行为时，必须已经搜集到充足确凿的证据，行政机关在诉讼中不提供或者无正当理由逾期提供证据，则人民法院对该不利行政行为难以支持。但在行政行为涉及第三人合法权益的情况下，简单适用这一规则，则是将不利后果转嫁到第三人的头上。正因如此，《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四条第二款特别规定：“但是，被诉行政行为涉及第三人合法权益，第三人提供证据的除外。”这一特别规定还表明，行政诉讼的证据并非只应由行政机关提供，凡是能够证明案件事实的合法证据，都能成为行政诉讼的定案依据。

59.提交必要的起诉材料

──李清林诉安阳市人民政府确认违法案【（2018）最高法行申533号】

【裁判要旨】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三项的规定，提起诉讼应当“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这里所说的事实根据，首先是指能够证明被诉行政行为或者不作为存在，这是诉的适当性不可或缺的前提。《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五十四条第一款规定：“依照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起诉讼时应当提交以下起诉材料：（一）原告的身份证明材料以及有效联系方式；（二）被诉行政行为或者不作为存在的材料；（三）原告与被诉行政行为具有利害关系的材料；（四）人民法院认为需要提交的其他材料”，更加明确地解释了提供相关事实根据以及其他必要的起诉材料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起诉讼时应尽的诉讼义务。不能提交必要的起诉材料的，应当以起诉不符合法定条件为由不予立案或者裁定驳回起诉。

60.起诉条件具有多样性

──李小征诉河南省人民政府未依法送达行政复议决定书违法案【（2017）最高法行申5817号】

【裁判要旨】

行政行为作成后的“告知送达”，是一种重要的行政程序。一方面，是为了使当事人知悉行政行为的内容；另一方面，亦为行政行为的生效要件，书面的行政行为自送达相对人及已知的利害关系人时才对其发生效力。未予告知送达的行政行为属于无效的行政行为，但是，针对不予告知送达这类程序行为本身，却不能单独提起诉讼。这是因为，法律尚无针对程序行为设置单独的法律保护，针对程序行为的法律救济手段，只能在针对最终的实体决定提起诉讼时同时采用，除非这个程序行为再也不能纳入实体决定的整体之中一并得到解决。

虽然一审法院和二审法院在认定不符合起诉条件的具体情形上有所不同，但是，行政诉讼的起诉条件具有多样性，在一个案件中，既有可能仅仅违反其中的一种，也有可能同时违反多种，并不必然是一种非此即彼的关系。二审法院既可以以自己的正确认定代替一审法院不正确的认定，也可以在认可一审法院认定的基础上补充认定违反起诉条件的情形。只要一审的裁判结果并无不当，即可在补充完善理由之后予以维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