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目录索引

• 1，桐城派的代表人物
• 2，清朝文坛上出现了桐城派，桐城派的代表人物有哪些？
• 3，清代桐城派的代表人物是？
• 4，桐城派的代表作品有哪些？
• 5，桐城派曾经是中国古代文学的分支，谁知道桐城派代表作是什么？
• 6，文坛中曾经有个派别叫桐城派，这个派别有哪些代表人物？
• 7，清朝的桐城派是一群什么样的人？谁是领导者？

1，桐城派的代表人物

在顺治二年（1645）举行首次乡试，清朝科举制度遂正式开始。科举制度作为一种官员选拔制度发展到清代已相当严密、成熟，正如《清史稿》所载：“有清以科举为抡才大典，虽初制多沿明制旧，而慎重科名，严防弊窦，立法之周，得人之盛，远轶前代。”科举制度通过功名吸引了众多知识分子的注意力，许多士子为博取功名，不惜皓首穷经。由于清代科举以八股文为规定考试文体，故八股文成为各级学校的教学重点，成为士子们追逐功名的武器。有意思的是，八股文在清代的再度风行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古文的兴盛，为桐城古文派的崛起提供了条件。八股文又被称为时文，以与古文相对。时文虽有种种弊端，但却与古文有许多相通之处：首先，时文与古文都恪守程朱义理；其次，在艺术手法上，时文讲究开阖、顿挫、呼应之法，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古文艺术手法的借鉴。许多士子为了避免熟滥，很自然地借鉴古文的某些艺术特征来创作时文。明清两代就有不少以时文标准选编、评点古文的选本。李元度在为李抚九选编的《古文笔法百篇》作序时这样谈及古文与时文的关系：“古文者，别乎时文而言也。近代选家如茅鹿门、储同人、汪遄善之徒并有评本，识者谓未能尽帖括气习。然余论古文之极致，正以绝出时文蹊径为高；而论时文之极致，又以能得古文之神理气韵机局为最上乘。明之震川、荆川、陶庵，昭代之慕庐、百川、望溪，皆以古文为时文者。功令以时文取士，士之怀瑾握瑜者宾宾然争欲自泽于古，有能导以古文之意境，宜莹然而出其类矣。”曾国藩也注意到了古文一派的文章与时文之间的密切关系，他说“自有明以来，制艺家之制古文，往往取左氏、司马迁、班固、韩愈之书，绳以举业之法，为之点，为之圆圈，以赏异之；为之乙，为之围鑯以识别之；为之评注以显之”。由此可见，以古文为时文，可提高时文的水准，明清士子为在科场出人头地，自然要究习古文，以图将“古文之神理气韵机局”融入时文，取得“莹然而出其类”的效果。桐城派创始人方苞所以能在文坛声誉鹊起，与他在科场得售有关。戴名世在《方灵皋稿序》中曾说：“今岁之秋，当路诸君子毅然廓清风采，凡属著才知名之士多见收采，而灵皋遂发解江南。灵皋名故在四方，四方见灵皋之得售而知风气之将转也，于是莫不购求其文。”此处当指康熙三十八年（1699）方苞举江南乡试第一之事，方苞本以古文闻名，科场得售更促使士子们访读其古文，试图从中探求科场的敲门砖。方苞编选的《古文约选》与《四书文选》，更是将古文与时文紧密联系起来，推动了古文“义法”的广为传播。 方苞又奉旨编选《四书文选》，此书编成后即“诏颁各学官”，成为官方的古文教材。《四书文选》选编明清四书制艺数百篇，由于以官方选本出现，《四书文选》自然具有了官方的权威性。随着《四书文选》与《古文约选》的广为流播，方苞具有了古文家与时文家的双重身份。古文与时文空前紧密的关系，不仅使古文成为科举道路上的士子必须修习的重要内容，也极大地提高了古文的重要性与地位，为古文一派重登文坛提供了基础。桐城文派发展至姚鼐时渐成规模，桐城派古文与时文相通的特点，使桐城派文人更易于在科场得售。方苞是康熙丙戌进士，姚鼐是乾隆癸未进士，他们的弟子也多有科举功名，此处不再一一枚举。桐城派在科场上的成功又反过来促进了桐城派古文的传播，尤其是当个别桐城派文士担任科场考官时，桐城派古文更让考生顶礼膜拜。据梅曾亮记载，姚鼐的学生陈石士“持节校士于两江”就扩大了桐城派在两江的影响：“桐城姚姬传先生以名节、经术、文章高出一世，门下士通显者如钱南园侍御、孔撝约编修，皆不幸早世。而抱遗经、守师说，自废于荒江穷巷之中者，又不为人所从信。惟今侍讲学士陈公方受知于圣主，而以文章诏天下之后进，守乎师之说，如规矩绳墨之不可逾。及乙酉科，持节校士于两江，两江之人莫不访求姚先生之传书轶说，家置户习，以冀有冥冥之合于公，而先生之学遂愈彰于时。盖学之足传而传之又得其人，虽一二人而有足及乎千万人之势，亦其理然也”。考生是现实的，既然考官是姚鼐的弟子，自然要投其所好，四处“访求姚先生之传书轶说”，以求“冥冥之合于公”。虽然现在一些研究者认为桐城派诸人极力反对时文，但古文与时文在明清两代的密切关系却是不争的事实，桐城派作为清代著名的古文流派自然与时文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在相当程度上，清代士人对时文的追求提升了古文的地位，也为方苞等桐城派古文大家成为文坛领袖提供了文化土壤。

2，清朝文坛上出现了桐城派，桐城派的代表人物有哪些？

清朝文坛上出现了的桐城派是当时文坛上最大的散文流派，代表任任务有：方苞、刘大櫆、姚鼐等。其中方苞是桐城派的创始人，他继承了之前唐宋古文的优良传统，不断发展创新，提出了要言有物、言有序的“义法”主张。写文章强调文章要有内容并且有条理跟形式技巧。刘大櫆是桐城派的承上启下的一个人，他谁然在作品上没有很重要的名作，但他很好的传承了桐城派的思想核心。 姚鼐是桐城派的核心代表人物，他是刘大櫆的学生。他主张，要在内容合理，材料确切，文词精美，三个方面下功夫，同时还要在学习方法上注重：神、理、气、味、格、律、声、色这八个方面。 桐城派的文章主张学习左传、史记，讲究义法，提倡义理，要求语言雅洁，反对俚俗。其内容多是宣传儒家思想，特别是程朱理学;语言则力求简明达意，条理清晰。他们的代表作有《狱中杂记》、《左忠毅公逸事》，《登泰山记》等。 方、刘、姚被尊为“桐城三祖”。曾国藩曾说：“姚先生治其术益精。历城周永年书昌为之语曰：‘天下之文章，其在桐城乎?’由是学者多归向桐城，号桐城派。”这就是，以桐城地域命名的“桐城派”的由来。桐城派的“载道”思想，适应清朝统治者提倡朱理学的需要;“核心理论，也能为“制举之文”利用，所以对清代文坛影响极大，对促进散文发展方面也起了一定的作用。

3，清代桐城派的代表人物是？

桐城派源流

初创时期

时间为清康熙、乾隆年间，代表人物有戴名世、方苞、刘大櫆。明代中叶以后，桐城学术兴起，士人多结社讲学，“能振笔为古文者，代有传人”。明末清初，方以智、钱澄之等人致力于古文振兴，开桐城派先河。方以智的《文章薪火》，推崇左(传)、国(语)、庄(子)、司(马迁)为文章嫡传，反映了当时桐城学者的主要倾向。钱澄之“屏弃俗学八股文,专治经书古文”，文章“精洁”、“典雅”，“使读者为之目明而心开”，为桐城派作了示范。 戴名世是桐城派孕育过程的继往开来者，他以时文和古文创作名重于世，并针对明末故作艰深、虚矫的文风，提出了“言有物”、“修辞立其诚”的见解，主张为文道法辞兼备，精气神合一，实为桐城派义法理论的先驱。
清顺治元年（1644年）清王朝入关后，为巩固其封建统治地位，采取尊崇儒家理学的策略，以软硬两手迫使知识分子就范，宣扬“万世道统之传，即万世治统之所系也”。统治阶级的政治思想，给宣扬儒家道统的文学带来了发展良机。桐城派创始人方苞及其古文流派就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应运而生的。方苞早在青年时代，就有以唐宋八家之文，载程、朱之道的志向。25岁时，他在京师与姜西溟、王昆绳论“行身祈向”时就曾说过“学行继程朱之后，文章在韩欧之间”(王兆符《方望溪先生文集序》)。以后，他在《读史记八书》、《书史记十表后》中提出了“义法”主张。及至从《南山集》案中解脱后，“义法”说得到了进一步明确和完备，雍正十一年(1733)，方苞任翰林院侍讲学士，替和硕果亲王编成《古文约选》，便为“义法”说提供了一部示范书。在此书“序例”中，他阐述了道统与文统统一的问题，揭示了“助流政教之本志”。《古文约选》当即“刊授成均诸生”。乾隆之初，又“诏颁各学官”，成为官方的古文教材。方苞所写倡导“义法”的“序例”，也就具备了“钦颁”的权威性。自此，“义法”之说，受到士林的普遍重视。方苞授徒数十年，弟子甚众，他们在道学、经学、义理等方面各有侧重，后多成为推动桐城古文运动的中心人物，其中主要有县人叶酉、张尹，宁化雷鋐，吴江沈彤，天津王又朴，仁和沈庭芳，大兴王兆符，歙县程崟等。县人刘大櫆长于古文，辞如欧苏，文气富丽，虽与方苞异趣，无师承关系，但他对方苞极为敬服，方亦对他的散文极推重。
刘大櫆文学活动，主要在乾隆时期。他蹇于仕途，一生致力于教学和著述。在继承方苞“义法”说的基础上，提出了“神气”说。其弟子以桐城姚鼐、王灼，歙县吴定、程晋芳，常州钱鲁斯等最为著名，在刘大櫆诸弟子中，姚鼐学宗方、刘，由欧王入左史，其文纡徐卓荦，风格雅洁醇正，为桐城古文正传。钱鲁斯、王灼又以师说诵于阳湖恽敬、武进张惠言。恽、张遂弃考据、骈俪之学，从事古文写作与研究。恽文廉悍，张文渊雅。其徒有阳湖陆继辂、董估成、董祜诚，武进董士锡、张琦，谢士元、汤春帆，无锡秦小岘，山阴杨绍文，钱塘戴熙等数十人，自成体系，世系“阳湖派”。其所传均方、刘家法，实为桐城派初创期的别支 。

兴盛时期

时间为乾隆年间至1840年鸦片战争之前，代表人物是姚鼐。姚鼐是桐城派集大成人物。乾隆四十二(1777)，他在《刘海峰先生八十寿序》中，正式亮出了桐城派的旗号。在此文中，他引用吏部主事程晋芳、编修周永年所云：“为文者有法而后能，有所变而后大，维盛清治迈逾前古千百，独士能治古文者未广。昔有方侍郎，今有刘先生，天下文章其出于桐城乎?”此文还阐述了方苞、刘大櫆以及姚鼐之间的理论继承关系，揭示桐城古文形成派系的端绪。此后桐城派之名遂显于世。
姚鼐初受业于古文家、伯父姚范，继师事刘大櫆，充《四库全书》馆编修官。中年称疾归里，先后主讲钟山、梅花、紫阳、敬敷书院四十余年，传授古文法，培养写作人才。姚鼐为文修洁雅醇，气质较方苞恣肆，较刘大櫆严谨，涉猎汉、宋诸学，兼及考据、训诂。为文提倡“考据、义理、辞章”兼备。其所编《古文辞类纂》，世人称为古文读本最精赅之书。桐城派至姚鼐，文章风气始遍及全国，形成所谓“家家桐城”、“人人方姚”的局面。姚氏门下以上元梅曾亮、管同和桐城方东树、姚莹影响较大，世称“姚门四杰”。其次桐城刘开、新城陈用光、娄县姚椿、宝山毛岳生等亦在高足之列。他们又转相传授，徒友日众。方东树在文坛上成就卓著，其弟子有桐城戴钧衡、苏敦元、方宗诚、陈澹然等；姚莹长于经济，其弟子有武进卜起元，合肥徐子岑等；陈用光弟子有寿阳祁春浦；姚椿弟子有平湖顾广誉和吴江沈曰富、陈寿熊等。此外，宜兴吴德旋既师事姚鼐，又师承张惠言，得桐城、阳湖两家之法，为文清曲澹雅，其弟子永福吕璜秉承师学，晚年回归乡里，倡导后进，开粤西古文之学，为世人所重，此为桐城派又一别支。 姚鼐卒后，其弟子梅曾亮声誉最高，有继主文坛之势。他主讲京师，高徒云集：有广西临桂朱琦、龙启瑞，平南彭昱尧；江西新城陈学受、陈溥，南丰吴嘉宾；湖南新化邓显鹤，湘阴郭嵩焘，善化孙鼎臣，湘潭欧阳勋，溆浦舒焘，江苏金匮张端甫，武进杨彝珍，无锡秦澹如，山阳鲁一同；浙江仁和邵懿辰，瑞安孙衣言，诸暨余坤，山西代州冯志沂，平定张穆等。南北诸省，皆有桐城派传人，形成了一个声势颇大的古文流派。

末流时期

时间为1840年鸦片战争后至1919年“五四”运动时期。这一时期，桐城派的威望和影响虽不及乾、嘉时期，但流行区域广，人数多。刘声木《桐城文学渊源考》补遗载桐城派作家1200余人(内女士2人，日本人2人)，其中多数为桐城派末流作家。鸦片战争后，中国已由封建社会向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转变。“文章与世变相因”。遵循封建道统、文统的桐城派，面临着“世变”的挑战。梅曾亮、方东树固守阵地，不遗余力，但桐城派的壁垒仍然开始动摇。此时，湘乡曾国藩出来重振桐城派旗鼓，以其政治上的实力和才干，网罗了一批桐城派文人，提出了自己的学术见解，将古文运动继续推向前进。曾氏自称私淑姚鼐，论文于义理、考据、辞章之外，强调“经济致用”，文体为之一变，以刚毅雄辩见长，世称：“湘乡派”，实为桐城派的变体。曾国藩弟子以武昌张裕钊、桐城吴汝纶、遵义黎庶昌、无锡薛福成名重一时，有“曾门四大弟子”之称。张、吴立教燕、冀，弟子多达数百人。师事张氏的主要有荣城孙葆田，南通张謇等；师事吴氏的主要有冀州赵衡，南宫李刚己等。同时师事张、吴二氏的有武强贺涛，通州范当世，新城王晋卿，，桐城马其昶、姚永朴、姚永概以及吴汝纶之子吴闿生等。不在弟子之列而膺服于桐城派的有侯官严复、林纾、陈衍、吴宗祺等，时称“侯官派”，实为桐城派末期又一支流。 继曾国藩“四大弟子”之后，马其昶声誉最高，有桐城派“殿军”之称。但此时中国，已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尖锐复杂，坚持程、朱道统的桐城派已远远落后于时代潮流。兼之末流作家拘泥桐城“义法”，索之一字一句，抱残守缺，以为格律，有悖于“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以致于逐渐消沉衰亡。这是历史的必然。但这一时期，大多数桐城派作家都能坚持爱国主义立场，他们的民族气节和爱国主义思想在政治活动和创作活动中都有所反映。方东树的《病榻罪言》、梅曾亮的《与陆立夫书》、王拯的《王刚节公家传跋尾》、鲁一同的《关忠节公家传》等文章以及姚莹、张裕钊、马其昶等人部分作品多抒发了爱国情怀，或表现了悲壮之志。姚莹还身体力行，在台湾兵备道任上坚持抗英，且屡战屡胜。他有关记载战事的散文，爱国之情溢于言表。此外，薛福成主张振兴工商经济，吴汝纶力倡创办新学，林纾、严复大量翻译西方名著，以求社会改良，也都具有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色彩，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4，桐城派的代表作品有哪些？

桐城派的文章，内容多是宣传儒家思想，尤其是程朱理学；语言则力求简明达意，条理清晰，“清真雅正”。他们的许多散文都体现了这一特点。
桐城派的文章,在思想上多为“阐道翼教”而作；在文风上，是选取素材，运用语言，只求简明达意、条例清晰，不重罗列材料、堆砌辞藻，不用诗词与骈句,力求“清真雅正”，颇有特色。桐城派的文章一般都清顺通畅，尤其是一些记叙文，如方苞的《狱中杂记》、《左忠毅公逸事》，姚鼐的《登泰山记》等，都是著名的代表作品。
论点鲜明，逻辑性强，辞句精练；写景传神，抓住特征，细节盎然，寄世感叹；传状之文，刻画生动辞；纪叙扼要，流畅时晰。平易清新，是整体流派特点。散文名篇有：方苞《狱中杂记》、《左忠毅公逸事》、姚鼐《登泰山记》。辞赋大师潘承祥先生评价道：“桐城古文运动，是唐宋古文运动的继续、发展、终结。”

5，桐城派曾经是中国古代文学的分支，谁知道桐城派代表作是什么？

　　【代表人物】
　　桐城派代表人物：戴名世，方苞，刘大櫆，姚鼐，方东树，吴汝纶，马其昶。
　　【代表作品】
　　方苞《狱中杂记》、《左忠毅公逸事》、姚鼐《登泰山记》、刘大櫆《西山》、《游三游洞记》
　　【影响作用】
　　桐城派在清代文坛上影响极大。时间上从康熙时一直绵延至清末；地域上也超越桐城，遍及国内。主要人物方苞、刘大櫆、姚鼐、姚莹四人之外，还有方氏门人雷□、沈彤、王又朴、沈庭芳、王兆符、陈大受、李学裕,刘大櫆门人钱伯□、王灼、吴定、程晋芳等，姚鼐门人管同、梅曾亮、方东树、姚莹等。追随梅曾亮的还有朱琦、龙启瑞、陈学受、吴嘉宾、邓显鹤、孙鼎臣、鲁一同、邵懿辰等。道光咸丰年间，曾国藩鼓吹中兴桐城派，但又以“桐城诸老，气清体洁”，“雄奇瑰玮之境尚少”，欲兼以“汉赋之气运之”(吴汝纶《与姚仲实》)，承其源而稍异其流，别称“湘乡派”。 　　桐城派的“载道”思想，适应清朝统治者提倡程朱理学的需要；“义法”理论，也能为“制举之文”所利用，故得以长盛不衰。他们在矫正明末清初“辞繁而芜，句佻且稚”（方苞《书柳文后》）的文风，促进散文的发展方面也起了一定的作用。姚鼐编选《古文辞类纂》，流传尤广。 　　200余年前的桐城文派不能一概否定，正如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说“不能以其末流之堕落，归咎于作始”。桐城文学，便转折到了现当代历史阶段。“天下文章其在桐城呼！”是对桐城的赞誉，同样当代桐城文学仍然生机蓬勃，尤其以潘承祥先生创立的中国桐城赋派为代表。桐城赋派的作家群，站在桐城丰厚的文化积累上，透过文化地域政治这些表层的东西，以桐城赋的新形式，创造了桐城文化的又一个活跃蓬勃的时期。桐城辞赋文学是人学，桐城辞赋作品应该能够反映一个时代深处真实的东西，引起人们对生活、社会、时代、以及生命的思考。当代桐城辞赋文学，以社会百科全书的规模记录社会变迁和历史沧桑，具有永久的价值。学者王泽生选集，系统化地总结了桐城辞赋作家的创作实践；潘承祥大师的作品最为经典。当代桐城辞赋文学，原汁原味。既反对形式上拟古倾向，又主张生活创造，对唐宋清以来古文运动作出了新的诠释，在桐城文学史上具有积极意义。

6，文坛中曾经有个派别叫桐城派，这个派别有哪些代表人物？

文坛中的桐城派，可以说是赫赫有名的。桐城派是清朝时期的著名散文流派，代表人物有方苞，刘大櫆，姚鼐，曾国藩等。桐城派也被称作桐城古文派，其得名是因为最开始的早期代表人物都是江南的桐城人，于是就依照地名取了这个派别名称。其中方苞，刘大櫆和姚鼐三人被后人尊称为“桐城三祖”。桐城派的作品以散文为主，而桐城派作品的思想倾向则偏向儒家。 刚刚已经提到，桐城派的代表人物有方苞，刘大櫆，姚鼐，曾国藩等。而其中，方苞是桐城派的创始人。方苞的《狱中杂记》十分有名，写得也十分动人。《狱中杂记》写了方苞自己在狱中时的种种见闻。那时，牢狱中流行瘟疫，死了不少犯人，而且狱中的酷吏也十分残暴。方苞写了《狱中杂记》揭示了清代牢狱中的参保体系。姚鼐的《登泰山记》也十分著名，这篇文章是写姚鼐自己踏着雪登上泰山，观赏日出的一篇散文。其间有句：“冰雪，无瀑水，无鸟兽音迹。至日观数里内无树，而雪与人膝齐。”可以参见姚鼐的行文风格。姚鼐的这篇《登泰山记》写景十分出色，还订正了前人写泰山时的一些错误，可以说是记录泰山的文章中的一篇佳作。 桐城派发展到了后期，有林纾，严复等人。这些人面对清朝末期时西方的冲击，已经不仅是创作散文了。严复翻译了赫胥黎的《进化与伦理》，在中国出版时叫作《天演论》；林纾翻译了许多外国的小说，使得小说在清朝时蔚为大观，比如西班牙塞万提斯著名的骑士小说《堂吉诃德》就是由他翻译为《魔侠传》的。 桐城派是清朝时期的散文大派，这个派别的代表人物有方苞，刘大櫆，姚鼐，曾国藩等，发展到后期，有林纾，严复等人。这一派别为我国散文文学的发展及外国文学译介到中国都做了很大的贡献。

7，清朝的桐城派是一群什么样的人？谁是领导者？

清朝的文坛上，有一支叫做桐城派，也称桐城文派，桐城古文派或者是桐城散文派。这个派别的主要代表人物有戴名世、方苞、刘大槐、姚鼐等人。具体一点来说，戴名世是桐城派的奠基者，方苞、刘大槐和姚鼐三人，被尊称为“桐城三祖”。 他们之间也有区别，比如，方苞是“桐城派”散文理论的创始者。姚鼐，是桐城派的集大成者。方苞从“义法”说出发，他主张古文当应当以“雅洁”为尚，他反对俚俗和繁芜。而刘大槐提出了“因声求气”观点，他认为“行文之道，神为主，气辅之。”“神气者，文之最精处也。”。 姚鼐强调的是“义理、考证、文章”，要三者合一，“以能兼者为贵”，他被人称为唐宋八大家，和清朝桐城派之间的一座桥梁，他还被当时的人们誉为“今之欧阳修”。可见当时的人对姚鼐的看重。 桐城派在创作上，讲究力求简明达意，所以他们的文章一般都清顺通畅，尤其是一些记叙文，这种特别尤其突出，如方苞写的《狱中杂记》和《左忠毅公逸事》，我们高中时学语文，学过类似的文章，还有姚鼐的《登泰山记》等文章，都是著名的代表作。姚鼐编选的《古文辞类纂》，更加广为流传。 总的来说，桐城派以地域命名，因为其早期重要作家都为江南安庆府桐城人，而得名。 在桐城派发展早期，并没有使用桐城派这一名字。桐城派理论体系很完善，他们的创作特色鲜明，作家人数众多，作品相当丰富，他们一派称雄清代文坛长达200多年，在国内和国际上都产生广泛和深远的影响。